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明确这些基本规范的由来及其在党内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对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一、实事求是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同党内错误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深刻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一表述，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并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正式提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质上确定了“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在思想禁锢、理论僵化、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严峻形势下，率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领导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命题，提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2001年7月，江泽民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002年11月，江泽民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揭示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

　　胡锦涛大力倡导弘扬求真务实精神。2004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指出，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深刻阐述了现阶段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对于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基础性、根本性意义。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党的行动方针。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坚决反对那种不顾革命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的空谈主义，指出“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针对共产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作风和态度，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应该熟读死背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推动革命和建设的杠杆，“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只有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实际工作的指针，才能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并由人民群众掌握，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他指出，要实现理论和实际的有效结合，就要深入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实践。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还必须将理论应用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在群众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

　　邓小平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指出，第一，不能“唯上”。对上级的指示不能照抄照转，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贯彻。第二，不能“唯书”。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第三，不能“唯众”。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是真理，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决定取舍。

　　江泽民指出：“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能否将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成熟与否的标志。

　　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要求“要自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善于从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中提炼研究课题，善于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

　　三、密切联系群众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痛击了鲍威尔一伙蔑视无产阶级群众、把批判家看作历史动力的狂妄态度，着力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指出仅仅依靠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共产主义这一的历史任务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错误思想，强调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区别于旧政党、机会主义政党的显着标志。另一方面，列宁又十分警惕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指出在领导全国政权以后，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44年9月，他在纪念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讲话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全党的行动指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七大根据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以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群众工作方法。

　　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脱离群众就会丧失力量的源泉，就会被人民抛弃而失败。因此，他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培养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的工作作风。江泽民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要经受住执政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胡锦涛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做合格的人民公仆。

　　面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动带来的挑战，江泽民明确指出：“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他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2003年2月，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时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深扎根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全面落实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动上。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3年7月，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又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存在着“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需要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恩格斯指出，“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批判会使人感到不愉快，但“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列宁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强大的表现。党在从事前无古人的艰难、伟大和崭新的事业时，出现一些错误和失策是难免的，关键是认真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承认、揭露和分析错误，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

　　毛泽东非常形象地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喻成打扫房子和洗脸，深刻地阐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在党的思想和工作中积极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改进工作，才能有效抵制“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毛泽东指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要以团结为目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斗争过程中友好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批评错误的同时进行教育，帮助他们进步，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强调要把握好批评的分寸，第一，要防止主观主义的批评，“说话要有证据”。第二，要防止非组织的批评，“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也不能在党外进行批评，“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第三，要防止个人主义、报复主义的批评，受到批评之后，在党外找机会报复或者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这种报复主义，“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邓小平指出，处理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教育犯错误的人，解决党在工作、建设事业中的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还提出了不搞运动的观点，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要采取民主说理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程度“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

　　江泽民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维护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许多党员干部犯错误，都是开始有个小问题，问题一天一天地积累起来，最后铸成大错，“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平时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

　　胡锦涛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党“正确解决党内矛盾、促进团结和进步的一个好武器。”他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抓住问题的实质进行深入剖析，从世界观上解决好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是非界限。

　　五、民主集中制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着重强调了发扬民主的重要意义，将“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作为他们加入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的必要条件，并对组织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论证了集中制和革命权威的重要性，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阐明了集中统一原则的重要性，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列宁在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首次提出并确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写入党章，标志着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的概念正式确立。

　　毛泽东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强调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全面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方面,“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党的集中制才能在正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没有集中也就没有民主。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集中就不会有党的“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就不会有党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还指出，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离开民主讲集中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一种是离开集中讲民主的极端民主化、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

　　邓小平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地位，1962年，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邓小平认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他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概括，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深化了全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

　　胡锦涛指出:“巩固全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全党的创新活力,关键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胡锦涛深刻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六、遵守党的纪律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底线要求

　　马克思最早提出了党的纪律的科学概念。1859年5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鲜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872年1月，思格斯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中，深刻揭露了巴枯宁主义否认党的纪律的实质，阐明了党的纪律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的软弱、涣散和失败。

　　毛泽东指出，推行廉洁政治必须依靠党纪法规。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规定了“纪律”一章，第一次明确了违纪处分原则，指出处分分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两类。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要铲除鸦片赌博，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

　　1951 年1 月，邓小平在《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一文中指出：“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954 年12 月，他在《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指出“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

　　江泽民在1999年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坚决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的讲话，论述了党的纪律极端重要性，分析了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的纪律现象的主要表现，指出：“从严治党，严肃党纪，最根本的就是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做到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并提出，落实这项要求，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严肃党的组织纪律、严肃党的经济工作纪律、必须严肃党的群众工作纪律。

　　2009年1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着力增强党的纪律观念，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要求“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全面把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凝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